《庄子》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庄子找监河侯借粮，监河侯说：“好啊，我很快就要收租税了，到时候可以借给你三百黄金。”庄子就给监河侯讲了一个寓言：我昨天来的时候，半路上听到有呼救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发现车辙里有一条鲫鱼。我问它，你喊什么呀?鲫鱼答道，我是东海里的水族，您可有“斗升之水”，来救救我的性命吗?我说，行呵，我正要到南方去游说吴越的国王，让他引“西江之水”救济你。这条可怜的鱼说，要是那样的话，你干脆到干鱼铺去找我。下列选项中与庄子所讲的故事寓意最为贴切的是：

谁都希望自己一生平安顺利，但挫折、困难、逆境往往在所难免。当今社会，资源更稀缺，竞争更激烈，人们遭遇挫折和逆境的可能性也在加大。在这一背景下，有人提出“逆商”概念。所谓“逆商”，是指摆脱挫折、克服困难、走出困境的能力。因为一个人事业成功、生活幸福，不仅需要智商、情商，还需要“逆商”，以更好的摆脱挫折，克服困难，走出困境。下列古代名句中，不能直接说明原文主旨的一项是：

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道德 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当时指的是习俗风尚。“道”是指事物运动变化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法则，“德”指道德、美德、品德。在我国首先把“道德”两字连用成一词的是战国时荀况的《劝学》篇。他说：“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法之极。”他认为人们学了“礼”，按“礼”的要求去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也就达到了最高的道德境界。这段文字阐述的主旨意思是：

如今，图书信息浩如烟海。表面上看，读者具有无限的自由度，可以在茫茫书海中自由选择。但事实上，他们无形中成了大众媒介的俘虏。大众媒介具有强大的议程设置功能，他们通过图书广告、阅读排行榜、书评人推介、对图书进行定向推送，最后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往往只是一个狭窄的阅读菜单。在新媒体环境下，这种定向推送就更为稀松平常了。新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巨型的图书搜索引擎，大家都在利用新媒体这张网捕捞图书，结果收获的多是同质化的东西。即是说，新媒体环境下的阅读很容易沦为“格式化”的阅读：不仅所选择的阅读内容被格式化，甚至连阅读方式、阅读趣味也会被“格式化”。而且这种“格式化”阅读带有很大的隐蔽性，不易被发现。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去年年底以来，专车服务迅速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借助互联网平台的“专车”，选择更加多样化、体验明显改善：预约时间、上门接送、乘坐舒适、多种车型和价位……方便、舒适的专车服务，成为缓解城市居民出行难的“及时雨”。但是，也有消费者提出担忧，最多集中在安全方面。专车上并未安装GPS定位系统，也没有强制的保险和车辆安全性能检测，出现纠纷后会出现“求助无门”的现象。这段文字意在强调：

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理论认为：“在经济增长的初期阶段，尽管人们的收入都不减少，但社会收入分配却变得不平等；随着经济的继续增长，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逐渐减轻；经济增长达到更高水平以后，收入分配又变得平等。”这种理论假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实际，但他又指出，重复发达国家以往的模式，以为收入不平等促进了经济增长，欠发达国家强化当前的收入不平等就是必要的，这是一种“危险的类比”。在西方经济发展实践中，解决公平问题不是靠自然而然的过渡，而是通过政府和社会的积极干预，消除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收入在国家不断增长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对高收入者形成法律和政治压力，从而使得社会收入分配转向公正。下列说法与这段文字最相符的一项是：

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的各主体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会尽可能争取较大的市场份额，充分拓展自身竞争优势，努力向客户提供质优价廉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这个过程必然带动银行业微观效率的提升。“这个过程”指的是：

科学探索不会因为一个失败或某个环节不完善就止步不前。比如，人类为了科学利用太空，探索过程中不乏出现意外事件，但这并没有阻止人类继续探索太空的秘密。核能的利用也是如此。历史上发生的核电站爆炸事故，尽管使世界上不少人谈核色变，对未来的和平利用核能产生了偏见，但实际上，和平利用核能是人类进步的重要里程碑。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微软的智能手表抢占了去年圣诞销售季，但是，它与消费者的蜜月期不会持续很久。在苹果智能手表于今年春天问世之后，较昂贵的可穿戴设备则将由苹果公司主宰。原因之一是苹果的品牌效应，另一个原因则是苹果手表比微软的智能手表更专注于成为一个第三方应用程序平台。2015年，人们会把购买苹果手表视为地位的象征，类似于他们的首台iPhone或iPad。不过到2016年，苹果手表则需要证明，自己能做的不仅仅是测算心率、收到文本时发出提示音或显示时间。根据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作者的意图是：

用“文化大散文”来命名八十年代末出现的一种散文文体和随之而来的一种散文创作现象，其实是缺少学理支撑的，因为这一命名无法解释“文化”与“散文”、“散文”与“大散文”的关系。但是，它确实多少揭示了一种散文文体的主要特征，并且显而易见地包含着适应读者市场的策划行为。因此，“文化大散文”的命名，成功地诱惑和引导了相当多的散文作者、读者和研究者。而今，当我在行文中对“文化大散文”的命名怀着理解和尊重时，也不能不指出：一次简单命名的成功，给知识生产和传播带来方便，但也纵容了思想的懒惰。关于“文化大散文”，下列说法与原文相符的是：